这也就是说，述行用一个自我指涉的关系，替代了言辞与事实之间的指意关系，它将自己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推向前台。

然而，由此也并不能够推导出国务院在任何领域都不得进行创制性立法的结论。有时立法者有意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则是为了保持有关规范的开放性，使得将来的新情况也能够纳入法律的适用范围。

实践中，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有学者从此出发，主张这些授权立法实践说明国务院不得未经授权而制定创制性立法。[16]立法者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可能有多种原因：一些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内涵和外延都确定的概念供立法者使用。另外一些情况下，立法者有意使用抽象的表述，以便执法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追求个案正义。李林：《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的理论与实践》，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71页。况且，其所提到的国务院的职权立法，门中敬已经将其理解为创制性立法，因此，从国务院职权立法权这个前提，推导出了国务院具有相对自主的法规范制定权限的结论，实际上进行了循环论证。

这两条规定预设了国务院能够依职权进行创制性立法。与此不同，授权说主张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需要法律授权。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等。

该条是我国宪法上的权利限制条款，即任何权利的行使均有边界，超出正当的边界，公民的权利就转变成了义务。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18年第6期 进入专题： 公民环境义务 。无疑，环境权唤醒了公民的环境意识和公共精神，也推动了从政府主导的一元环境治理机制到多元参与进行环境治理机制的转换。[34]  David Short,Assessing the Utility of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UMI company,2000,pp.56—57. [35]  王韬洋：《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环境正义视角中的环境伦理命题分析》，《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27页。

我国现行宪法在第9条和第26条的规定，表明了宪法对国家和公民在环境保护上的深度关切，保护环境被认为是构建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必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最高度重视也使得这种环保承诺兼具政治和法律义务。

[34]世界各国宪法及国际文件中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意味着关注并爱护环境被视为现代人的基本公共品质，宪法中公民的内涵亦扩展为包括环境公民。（三）其他义务隐性包含的环境义务 现行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3.公民针对国家环境权力行使而产生的对应环境义务。1989年3月，全球大气保护的国际峰会发布了《海牙环境宣言》，该宣言认识到环境退化会有损于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

2]与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的目标相比，我国74个重点城市中2013—2017年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分别只有3、8、11、13和18个。这不仅是对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要求，司法机关也应该包括进来。[46]总之，对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提倡的目的在于提升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对公民与环境有关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使公民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相协调，在环境义务的层面实现公民与国家的分工协作，从而实际保护我国的生活环境乃至改善生态环境。2.进行宪法解释，明晰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

[9]  Ralf Dahrendorf,Citizenship and Beyond:The Social Dynamics of an Idea.Social Research,1974,p.41. [10]  参见秦鹏、杜辉：《环境义务规范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环境义务，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学，实为解释之学。

摘要:  我国当下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决定了环境治理并实现绿色发展的现实迫切性。环境已成为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利益无疑属于现实的公共利益。

就后代人、当代人集体和当代人个体三种主体而言，公民均可以依据环境请求权主张国家积极行为维护环境利益，[45]由此形成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46]  R.Alexy,The Argument from Injustice—A Reply to Legal Positivism,Trans by B.L.Paulson and S.L.Paulson,Oxford:Clarendon Press,2002,p.87. 作者简介：张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会，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但在笔者看来，首先，这种理解可能将国家与公民之间复杂的权力、权利、义务关系简单化了。[1]在环境法治中，公民环境义务的重视与环境权的提倡同等重要。集体所有的财产，是指劳动群众组织以及其他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财产。[38]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DES),Environmental education:a review,London:   HMSOJ98l,p.178. [39]  参见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比如国家负责环境设施的营造及定期维护，而公民需要爱护环境设施，甚至有日常维护的义务。[18]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充分注意义务，强调公民充分尊重国家、社会、集体的以及其他公民的环境利益，属于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基础环节和较低程度的要求。当然，公民环境义务适用于此条的情形是非常特殊的，包括特殊的主体、条件、行为和后果等。

同理，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民只是对应的享受权利而无需履行义务。如公民受教育权，各国宪法在规定其作为权利存在的同时，大多会明确规定其义务形态。

笔者曾经提出，宪法文本中出现的祖国具有特定的含义，更突出感情色彩，用在统一、拥护和保卫祖国等特殊场合。[15]  余谋昌：《环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1995年第4期，第13页。（二）权利义务相一致条款及权利限制条款所反向指向的公民环境义务 1.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仅在部门法层面谈公民的环境义务是不够的。

阿列克西曾指出，法的规则有效性就是法律规范经过权威机关的颁布而具有约束义务人的约束力。所谓环境正义，是指人类社会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时，各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

因而，保护环境不仅是国家的重要义务，也是公民的基本公共品质。因此，自然资源的利用，需要结合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从而实现长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美国环境保护运动最为澎湃的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与70年代前半期，环境权研究产生并发展，在70年代初期，关于环境权的诉求出现在美国法院，有关环境权的研究成果等法律文章也常见于美国各大学的法律评论。国家当然是改善环境的最主要责任主体。

因此，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认知，首先需要深层次把握现行宪法的环境品性，从而着力于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公民环境义务的侧重对策性与实效性的具体内涵。无论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均对以此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被称之为法秩序的体系表示认可。[20]  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页。3.公民环境权的概念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即便在现行宪法制定之初的1982年，制宪者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在我国的重要性，从而将其提升到宪法层面，那么随着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的大量呈现，现行宪法中的环境品性应日益被人们高度认知。雾霾、重金属污染、饮用水安全等成为了被调查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1）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教育的最基本功能是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规范公民的环境行为，使得公民从观念上深化对环境保护义务的认知。[20]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但在笔者看来，该条规定有三处义务间接包含着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科学大辞典》，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